2月6日，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据央视新闻，截至2月10日，土叙两国超过2.1万人因地震遇难。

　　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很可能是人类史上救援难度最大的灾难之一。据土耳其气象机构称，震后当地迎来了雨雪天气，许多地区的温度跌至冰点，本来艰难的救援工作更加雪上加霜。

　　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我们，明白这样的灾害意味着什么，即使发生在地球上的另一片土地，依然牵动着许多人的心。

　　成立于1971年的“无国界医生”组织，抱持任何人都有权接受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的信念，在世界各地发生战乱、饥荒或天灾时进驻，提供及时的医疗卫生援助。

　　成员接受过专业训练，拥有国际经验，他们不仅仅有医护，也有建筑工人、水卫专家、潜水员、地球物理学家……这些人被称为“地狱里的希望”。

　　译文纪实系列《地狱里的希望》通过采访在各偏远地区实地工作的医生、护士及后勤人员等，讲述了无国界医生在各种情境下开展救援工作的真实故事。

　　2010年1月的某天，莱斯莉·贝尔正在肯尼亚拉姆的海滩上啜着饮料，她为无国界医生（MSF）工作，之前刚刚完成太子港的后勤协调任务，难得休假。

　　数天后，进入市区她才得知有地方地震了。“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上面写着:‘你明天搭得上飞机吗?’”贝尔立刻中断假期，在地震后一周左右抵达了海地。

　　海地项目上的一切计划都在2010年1月12日下午4点53分消失了——整个岛屿遭受了毁灭性的地震冲击，死亡人数永远无从确认，最保守的估计数字是超过22万人罹难——堪比2004年的南亚海啸——另有30万人受伤，约1300万人无家可归。

　　抵达海地的第一天，她开车穿过瓦砾堆时得到了答案。“有些建筑物就像凭空消失了，有些建筑物还看得到楼板，但如今看起来是平的。”

　　贝尔医生和赖医生来到“产妇之家”，一年前两人和同僚才刚费尽心力设立了这所医院；如今，她们发现它依然矗立，但已经无法使用。

　　“地震发生时有些人员在建筑物内，他们说可以感觉到建筑物摇摇晃晃，周围的墙壁四分五裂。”赖医生说，“没有人受重伤，很神奇，因为从某些照片中我看到大石头压在病人的床上。窗户爆裂，原本的混凝土外墙如今裂开一个洞，无法遮风挡雨。”

　　许多病患被移到院子里，等待安全时机才能撤离。“我认为那些病人真的想赶快回到自己的家，和家人在一起。”

　　沿着德马斯街过去不远处，MSF圣三一创伤中心的灾情就严重多了：建筑物坍塌，数名病患及两名当地雇员罹难。

　　作为太子港唯一的紧急外科医院，挤压伤、骨折的伤患终究应该前往圣三一创伤中心。院内人员尽力处置，在灾难发生的头两天，露天治疗了400位左右的病人。

　　地震开始时，赖医生执行第一次任务期间居住的房子里有三个人，其中两个身处一楼，他们设法在墙壁碎裂前逃了出去，但加拿大籍的后勤专家丹妮尔·崔帕尼尔在自己位于二楼的房间休息。

　　随着建筑物坍塌充气帐篷，她跌落到地下室，被成堆的瓦砾掩埋。数小时过去，同僚都以为崔帕尼尔死了，但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听见她时有时无的求救声。

　　在一名司机的带领下，四位当地雇员冒着生命危险徒手在数米厚的混凝土和变形金属中挖掘。等他们终于救她脱身时，浑身是伤且饱受惊吓的她已经受困将近24小时，但好在她没有大碍。

　　这项工作在灾难发生前就已经够难了，如今更是几乎不可能，不仅由于市内大多数建筑物已经不稳固。“最大的挑战是找到场地，因为有太多非政府组织进驻了。”即使当他们找到完好无缺的建筑物时，病患和工作人员也都害怕待在室内。

　　恐怕这不能算是非理性的恐惧：1月12日之后那几周，那个城市历经数十次大大小小的余震，每次都逼得受惊的居民逃到了街上。最初的地震过后8天，一场规模为6.1级的余震扩大了损害程度，也造成两个MSF医疗中心无法使用。

　　根据官方说法，1968年，一群年轻的法国医生前往尼日利亚闹独立的比亚法拉省红十字会医院工作，深受眼前的景象震憾：数十万名儿童由于营养不良而濒临死亡。

　　尽管红十字会强烈要求志愿者谨言慎行，但这群由具有领袖魅力的伯纳德·库什纳所领导的法国医生愤怒地扯下袖子上的红十字会臂章，公开抨击尼日利亚政府。

　　返回法国后，他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呼吁世人关注这场种族屠杀，后来便出现了一群医生投身其中提供紧急医疗援助。大约在同一时期，巴黎的一份医学期刊也号召志愿医生协助地震与水患的受难者。

　　MSF最早取得的成功之一是在黎巴嫩内战初期执行了一次外科任务。1976年，该组织因其在黎巴嫩所作的努力被《时代周刊》称为“一个非凡的组织”，由此赢得了国际赞誉。（MSF）

　　1999年8月17日土耳其发生毁灭性大地震，纳比尔·欧特克瑞特是赶往当地的援助团队成员之一充气帐篷。

　　他说：“地震发生后的头三天决定了人们是生还是死，你需要派救援队过去，而那不是我们的工作。除非爆发公共卫生问题，否则我们的作用不大。”

　　那场大地震导致超过1.6万人丧生，大约60万人无家可归，这样的灾害过后，当然总有持续不断的医疗需求。

　　一周之内，MSF派出了四支队伍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城市，带去了30吨左右的医疗用品、帐篷和其他遮盖物。

　　这些队伍中包括了治疗肾衰竭的专家，肾衰竭是一种常见的、可能致命的疾病，患者是那些因建筑物崩塌而受了内伤，患了“挤压伤综合征”的人。MSF还安装了巨大的水袋，为大约1.5万人提供淡水。

　　2014年1月，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包奇（Baochi）州爆发霍乱，无国界医生设立霍乱治疗中心收治严重需要输液的病人，还设立口服补液点护理轻症病人。© Abubakr Bakri/MSF

　　为了在紧急状况下快速行动，MSF采用了事先打包好的医药包（medical kits），它们可以在48小时内迅速从仓库运送到世界任何地方。

　　MSF的两个后勤中心分别位于波尔多附近和比利时北部，它们也向其他援助机构提供这种装备。虽然每个危机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充气帐篷，但自然灾害和疾病爆发都有许多可预测的因素。

　　例如，在应对地震时，一个小组可能会订购几套救灾包（disaster kits），每一包都有医疗用品，可以在一个没有医生的医疗诊所治疗1000名轻伤者。

　　如果一个难民营爆发霍乱充气帐篷，一个标准版的霍乱包（cholera kit）就包含了能治疗625名病人所需的一切: 口服电解质补充液、静脉注射液、消毒剂、水氯化用品，甚至有钢笔、铅笔和信纸。

　　为了便于安排空运，目录中会列出这种医药包的体积与重量———比如救灾包重600磅、霍乱包重1.3万多磅———还会列出所有需要冷藏或用特殊方式存放的药物。

　　除了这些医药包之外，还有事先打包好的通讯包（如无线电和话机）、水与卫生用品包，以及各种个人用品的目录，从喷墨打印机到厕所蹲板，什么都有。

　　29年后，为表彰这个组织“一反紧急援助的传统，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工作上另辟蹊径、大放异彩”，它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报道过全球各地战乱危机的记者大卫·雷夫在他2002年出版的著作中，称其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非政府人道主义救援组织”。

　　自2005年10月的克什米尔地震之后，MSF也曾创造过这类工程奇迹，但圣路易斯是他们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野外医院。

　　灾难发生后三天内，法国和比利时的MSF后勤中心派遣一架飞机前往海地，上面装载了45吨的设备。不幸的是，由于太子港机场仍然一片混乱，飞机必须降落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然后在那里不辞辛劳地将货板装上卡车。

　　MSF团队人员日夜赶工，终于将医院配备送达一所损毁中学的足球场上。数百名当地雇员摊开塑料地砖，将帐篷零件搬至地头，挂起发电机和空气压缩机。

　　接下来的48小时，随着空气注入，9个白色帐篷自地面缓缓立起，每个帐篷占地约1000平方英尺。

　　MSF在地震损坏了市内所有自家医疗中心后几乎不满一周，便经营起了一间设备完善的医院，里面有200张病床，还有两间无菌手术室、一间加护病房，由自己的电力系统供电。

　　MSF的创伤医院在2010年1月的太子港大地震中被毁后，该组织在一个足球场上建起了一座九千平方英尺的充气医院。新设施只花了两天时间就建好并开始运作了。（Benoit Finck/MSF）

　　到了3月中，MSF已经设立26个据点，提供超过1300百张病床，还有4个流动诊所。来自国外的工作人员从30位左右增加到了350位以上，由3000名本地人员支援。

　　医疗重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头几天是治疗可怕的挤压伤、施行紧急外科手术，接着是对抗未获妥善照料的伤口感染。术后照护持续数周，包括更换敷料、清洁伤口、移植皮肤、安装假肢。

　　到了地震过后八周温蒂·赖返家时，许多伤患的断骨已经愈合，医疗团队也可以拆除石膏和外固定器。对于那些还有希望完全复原的人而言，恢复正常生活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于是MSF准备长期安顿下来。

　　“我们计划搬进能维持得比较久的建筑物，但选择不多。”赖医生说，“我们已经确认某些建筑物可以利用，但这取决于很多事情，对于置身水泥建筑物内的恐惧占了很大因素，工作人员和病患都一样害怕。”

　　“城市里有大约150万人流离失所，在各处搭帐篷栖身。”赖医生说，“那提高了民众罹患传染病的风险：疟疾病例越来越多，我们还看到严重的急性营养不良。过去我们发现许多慢性营养不良，但没有营养急症，现在却有了。”

　　虽然较大型的营地有茅坑或流动厕所，但城市四周的临时收容所很多都缺乏卫生设备，到处飘着污物的恶臭。随着雨季逼近，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MSF无意参与自然灾害过后的重建工作，却发现自己可以负责持续推动社会心理项目: 举例来说，它的海啸灾后项目都包含了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可以一直延续到紧急时期过后。

　　地震是最常见的自然灾害之一，地震过后，可能有高达60%的成人及95%的儿童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所以，MSF派出了心理学家为受害者提供咨询，不仅如此，他们往往还培训当地的咨询师处理后续事宜。

　　有别于辅导怀孕期间经历困难的母亲，如今她协助民众处理自身见证的可怕事件、失去所爱、肢体残缺或受了其他令人衰弱的伤之后对未来的期望。

　　对于MSF的现场工作而言，心理健康项目相对来说仍是比较新的类别，成效有限。一些人的出现延展了医疗组织的任务，其中包括社区艺术家、说书人，甚至是园艺家和驻外戏剧治疗师。

　　的确，关于心理健康项目究竟是否应该是紧急援助的一部分，或者是否应该等到更迫切的医疗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再来处理，是存在争议的。

　　然而，很少有人会否认，有效的心理健康项目就长期看来，不仅能帮助民众重建生活，而且能纾解紧急事件发生后数周乃至数月内医疗系统的压力。

　　曾跟随MSF到科索沃、斯里兰卡、克什米尔工作的心理学家阿德丽安·卡特表示，危机地区的门诊医生往往只花几分钟看诊就急着开药，当就诊的民众出现头痛、胃痛、睡眠问题或其他心理症状的时候，“安定被他们像糖果一样分发”。

　　一位长期为难民服务的MSF医生说，他在门诊看到的小病痛高达40%都带有心理因素。相比之下，因战争原因而背井离乡的民众，被迫逃亡或住在拥挤的难民营里，心理问题比生理疼痛更严重。

　　然而，心理学家给病人提供咨询，不一定会像外科医生取出一颗子弹或治愈一个患有疟疾的婴儿时那样有志得意满之感。

　　“做这种工作，你会和这些人变得很亲近，你没办法在离开他们返回家乡后，从此不再挂念他们。”卡特说，“每次我都发誓不要投入个人情感，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但结果我从来都办不到。”

　　当战火燃起，联合国人员在机场大排长龙等候撤离时，“无国界医师”正在抵达，准备入境执行紧急任务……

　　在武装民兵随时会闯入的情况下，美国医生弗兰克穿越停火线，去布瓦凯的医院抢救被扫射的冲锋枪打中的人……

　　这些就是“无国界医生”（MSF）救援工作的线年，法国医生库什纳因目睹尼日利亚的人道主义灾难，与一名记者共同创立了“无国界医生”组织，抱持任何人都有权接受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的信念，在世界各地发生战乱、饥荒或天灾时进驻，提供及时的医疗卫生援助。

　　1999年，“无国界医生”获诺贝尔和平奖。如今，它已是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主义医疗组织，但仍旧秉持半个世纪前创立时的精神——在人类无休止的灾难中帮助世界各个角落被遗忘的人。在提供物质援助的同时，也努力使人重获生而为人的权利和尊严。

　　记者丹•波托洛蒂深入“无国界医生”组织，平实地报道了人道主义组织所面对的各种现象与议题，并通过采访在各偏远地区实地工作的医生、护士及后勤人员等，揭露了“无国界医生”组织成员时时面临却鲜为外界所知的人类苦楚与丑陋真相，展现了他们的救援工作、遭遇的挫折与危机。与此同时，通过从侧面展现参与行动的医生在人身和心理上所受的影响，道出他们在各种不可能的任务中坚持下去的原因。

　　丹•波托洛蒂，1969年出生，加拿大记者、作家、特约编辑，常年为北美媒体工作。现为设在多伦多的PWL Capital的投资顾问。充气帐篷、救灾包、PTSD：地震救援现场观察